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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白羽:解放战争时我在东北当战地记者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1-11-28

  9月19日上午,我们如约来到刘白羽先生的寓所,开门的是他的秘书,汪秘书把我们引入客厅,刘白羽先生正在接电话。

  客厅不大,清静雅致。面西、面北都有高高的窗棂。虽在7楼,北窗前,仍见伟岸的钻天杨树影婆娑,秋风起时,枝叶萧萧作响,颇有森林之气。客厅西北角的柜子上,摆放着刘白羽先生棕色半身塑像,有半米多高。汪秘书说,那是军中一位著名的艺术家特意为刘先生雕塑的。今年87岁的刘白羽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塑像的左上方,并排挂着两幅国画,其中黄永玉先生画的那幅名为“白羽兮荷下”的国画格外引人注目。在墨迹浓重的荷叶衬托下,画面左侧两株傲岸的红荷,望之如火;两只鹭鸟在右下方的枝叶间向着红荷引颈长歌……

  刘白羽放下电话后,微笑着问我们吃没吃早饭,问我们一些有关沈阳的情况,又在公务员的帮助下戴上助听器后,接受我们的采访。

  气质清峻而儒雅的刘白羽先生目光投向远处,沉默片刻后他舒缓地说,还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起吧……那些在时间深处、又难以被时间磨蚀的故事,在他的娓娓道来中历历在目。

  刘白羽是1938年到延安的。在延安,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后来,为了宣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去了重庆。东北解放战争三年,他一直都在前线当新华社特派军事记者。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最根本精神就是要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还一再说,他此后的战地记者生涯就是对毛主席这一精神的自觉实践。

  忆及在东北那些戎马倥偬的岁月,刘白羽先生时而欣然微笑,时而静默不语。当他静默时,我们能感受到其心海的波澜。

  后来,他给我们讲曹纬。他说,曹纬爱好文学,为了随时准备行动,他们那时常把背包放在火炕上,一人坐一个背包,谈文学、谈人生。他每次出发到前线和返回时都要找曹纬。他说,曹纬立过几次战功,被提升为营指导员,可是在四平战役中,他牺牲了……说到这,刘白羽先生哽咽难言,泫然泪下。

  刘白羽先生又一次流泪,是在讲述1949年10月1日他在城楼上,听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看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他说那时他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客厅里摆放着珍贵的藏品,刘白羽先生说,他所有藏品中最珍贵的是放在书柜上的金色华表。那是1999年建国50周年时,党中央指示统战部送给健在的参加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1949年,刘白羽先生作为第四野战军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说,这是我们国家领导人出访时的礼品,因为它象征着……刘白羽先生最后说:“我是一个军人。军队给我的评价很高。我作为一个老军人而告终,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1946年,内战的乌云已经笼罩着中国大地。我和爱人汪琦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召,离开上海来到南京。那时他住在梅园新村。

  我们来到梅园新村,周恩来副主席(我们那时都管他叫周副主席)说,现在内战已经爆发,中央决定撤退,白羽呀你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到香港,继续做文化界的统战工作;要不就回解放区。我望着他说,看来中国的前途问题只有通过武装斗争解决,周副主席请允许我回解放区参加战争吧。周副主席很高兴,说那好呀!说着拉开左边的抽屉,取出一份电报给我们看。周副主席说中央来了份电报,为了有计划地进行宣传报道,中央决定这一次战争,每个大区派一个军事记者,直接归新华社总社指挥。当时还有两个记者:李普和沈容。周副主席接着说,白羽刚从东北回来,熟悉那里,你还是到东北去吧。这样,李普和沈容去了晋察鲁豫,我和汪琦来到东北。

  我这是第二次去东北。第一次是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记者身份去的,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当时国共两党谈判的焦点是东北。不承认东北有中国的部队。临行前的深夜,周副主席把我叫到他的住处给我布置任务。周副主席说,你们一定要证明那里有的部队。还有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封锁东北十几年,世界上都不知道东北的情况。你们要如实报道真相,以正视听。

  到沈阳后,我趁美国、和三方组成的执行小组到本溪去的机会,进入了东北解放区。当时四平之战犹酣,我亲临战场,采写出第一篇东北人民武装力量英勇斗争的报道《英雄的四平街保卫战》,发到新华社总社,总社又发到全国,甚至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影响,证明东北有中国领导的军队。接着我又跑遍东北各战场,写出二十多万字的《环行东北》一书。第一次全面报道了东北战场的实况,戳穿了的阴谋。书在上海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郭沫若同志请我到他们家,再详细谈一谈东北的情况……

  这次去东北,我的决心依旧。我对周副主席说,和日本人打了8年,现在美国人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我准备打两个8年……周副主席笑了。

  我记得,出发时,南京绿意盎然,到了哈尔滨却是冰天雪地。在东北局礼堂里,我碰见作家周立波,他不久就去搞土改,我去了前线。

  当时,的据点就是长春,杜聿铭盘踞在那里,蒋介石也几次亲自去沈阳、长春,把装备一新的新一军、新六军都调到东北。

  而我们党的战略是避开大路,退居两厢。就是说,把大路让出来,在两边发展游击队,蓄积力量。

  三年东北解放战争,生活确实是艰苦的。记得到东北时我身上还穿着西装。没住几天,东北局宣传部即通知我马上行动,前方已经战火漫天。正好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谭政要去前方,我遂与他同行。我得到一套棉袄,又给我一些钱置办御寒的衣物。日本关东军狼狈逃跑时遗弃了很多物品,我在商店里买了一件日本关东军的皮大衣,皮帽子、军靴,就上前线了。

  我的家就安在哈尔滨,我妻子在《东北日报》(《辽宁日报》前身)做记者。战役结束后,我常回到哈尔滨,这不仅仅是为了回家,而是要参加司令部的会。总结这个战役,了解下一个战役。那时,上自司令部下至前线的战士,我都非常熟悉。前边要打仗,他们就赶紧通知我,我就上前线周年纪念会上,莫文骅将军说,当时在东北,人家都说刘白羽到哪个部队,哪个部队就要打大仗了。

  三年战争期间,我一直与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转战在一起,相处亲密,我甚至成为这个纵队花名册上没有注册的普通一兵。但是,我第一次与第一纵队行动时却受伤了。

  那是一下江南战役结束后,部队奉命转移,在松花江边,飞机扫射,我骑的马惊了,把我甩下来,摔坏了腰。只好躺在担架上。恰好遇上我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吴本立,他此时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带着一个摄制组到前线来拍纪录片,结果他们负责护送我。我们向西沿着铁路线走,以便搭车回哈尔滨。一天夜晚,走到紧挨着松花江南岸的一个小村落里。那夜,我就住在一个渔民家。天真冷,凛冽的北风把窗户纸吹得一鼓一吸,啪啪直响。屋里没有灯火,只有灶火上一点暗红色的光,我在矇中睡去。

  睡梦中,我总是听到刷刷、刷刷的响声。睡到半夜,我被敲门声惊醒。主人披衣下炕开门,进来一个穿老羊皮大衣的关东大汉。他们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随即,房东往灶火里添了一把干柴,两人便肩并肩地坐在灶火眼旁低语。从他们的低语中,我知道了那大汉是个农民,参加了支援前线的抬担架队。我听到他说,他们家乡分到了土地、牲畜、粮食,他们那儿的乡亲多么热心支援前线,解放军是多么多么好……他深更半夜进屋来就是想烤烤火,就着热水吃点干粮,他们抬担架队已经从这房后走了整整大半夜了。我恍然大悟,那刷刷声,原来是支前队伍的皮靰鞡靴擦着地面发出的响声……

  在哈尔滨车站,我与吴本立分手,他回鹤岗东北电影制片厂,我雇了一辆马车到东北局宣传部,到那儿才知道汪琦由于战事紧张已撤到佳木斯。当时新华社东北分社和东北日报社在一起,我就在东北日报社住下来,立即写下我到东北后第一篇通讯报道《人民与战争》,在《东北日报》头版头条以大字号发表。不是因为我写得好,而是我及时传达出那感人夜话心声,第一次发出一个信号:东北人民已经决定支持了。

  我一生中要讲生活艰苦,有两次:一次是东北解放战争,一次是抗美援朝。在东北时,真苦呀。当年在冰天雪地中行军不能骑马,人坐在马鞍上,几分钟就冻僵了。只有走路,身子才能暖和。行军很累,休息时,我就躺在地上睡觉,地上全是冰,这样就落下腿病,现在走路腿还不好。

  那三年,每一个战役我都参加了,解放长春、解放四平,攻打锦州,一直到解放沈阳。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我在前线采访写报道,有时时间来不及,就伏在马鞍上写。我那时的报道很及时,在全国影响很大。

  辽沈战役一开始,就是打锦州。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关门打狗。锦州打下来才有后来辽沈战役的胜利。锦州这个门不关住,就跑掉了。我那时在一纵队,一纵队是打锦州的总预备队。塔山阻击战非常之艰苦和危险。如果我军突破防线,几个钟头就可以攻进锦州。不久,指挥部下命令我立即到七纵队,因为就是从塔山这个方向,七纵队向锦州突进。我骑着马立即到了七纵队,跟着先遣队一起渡大小凌河。敌人就在锦州城楼上开枪扫射,封锁我们。河里全是子弹激起的水花。

  我军冲进锦州时,敌人密集轰炸,我军就进入地下水道里,指挥部就安在这里,很危险。后来,我军把锦州攻下来,敌人仍疯狂轰炸。把我们的房子都炸毁了,木头砸在我们身上。我那时年轻力壮,做一个真正员的决心是很大的,所以,在敌人狂轰滥炸下,还在进行采访。

  后来,我到了总部,总部给我任务随先头部队挺进沈阳。进沈阳经过辽沈战役战场,仗刚刚打完,硝烟弥漫,满地都是战壕。我们从铁西区突进沈阳,冲进“剿总大厦”时,连墙上机密作战地图还没来得及摘下就逃跑了,而高级官员桌上的一个瓷制记事牌上却写着:“头可断,血可流,东北不能丢”的誓言。真是可笑。

  我一进沈阳就遇到陈云同志,陈云同志是军管会主任。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6年没见到陈云同志了。他一发现我,就把我拉住,问,你们有几个人?我说,我们有几个记者。他说,你们不要走,就住我那儿。他那时住在“大和旅馆”(现在的辽宁宾馆)里。

  陈云给我们两个任务:一个是每天晚上听汇报,当时各方面的接收大员都来汇报。他让我们了解情况。另外,陈云同志让我们每天到街上仔细观察,向他汇报。我们每天回来,他就问今天街上有几家店铺开门了?我们就说有几家。他很高兴地听着,似乎这很重要,我们天天报告:今天五家,六家,十家……有一天,我气喘吁吁,十分兴奋跑进他的房间,他一见我就咧嘴笑了,我说26家开门了。他一拍沙发说,沈阳大局已定了,人民是支持我们的。由于我亲身参加了大决战,又直接参加接收工作,更主要的是受到陈云同志的启发和感召,我很快写出了《光明照耀着沈阳》。这篇报道得到中央的赞赏,在平津战役中,中央宣传部门提出要写出像《光明照耀着沈阳》这样的报道。

  后来,我又随四野南下,从零下40度的松花江,跨过长江到零上40度的湘江、沅江,我形容自己像钢淬火一样,从严寒到炎热,战争锤炼了我,战争改变了我,我看到了鲜血、看到了牺牲。解放北平后,中宣部的一位领导问我,经过战争,你有什么变化吗?我说,有变化。从前腼腆,现在我比较坚强,我的性格我的风度都改变了,我成了一个军人,一个真正的军人。

  因此我说,我经历的建立新中国以前最后的决战,这一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完美的。

  刘白羽先生1916年出生在北平一个富商家庭。刘白羽先生曾经说,他跟别的孩子一样,也有一颗童心,像水晶一样的童心,不过,在这水晶一般的心中,有着灼亮的阳光;但更多的是灰暗的泪水……因为父亲遗弃了他们母子,因为富商大家庭因遗产而起的倾轧、争斗……他至今记得母亲气病缠绵床榻,少年的他伺候母亲的日子。那时,他穿着月白色大褂,从夏穿到冬,上面印满污渍还有破口……就在那时,他开始读《红楼梦》,林黛玉的境遇一下子引起他的共鸣。

  受家庭传统的约束,刘白羽14岁那年,外出学徒,先后换了两家店铺,生活的苦辣酸楚给他敏感的心留下深深的印记。也就是在这时,喜欢古典诗词的刘白羽用临行前母亲塞给他的铜板,买来《冰心女士文集》,他由此接触了新文学,这为他打开一扇窗,一个新世界向他迎面而来……

  他曾在学徒时受伤,回到家中,母亲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此后,他继续读书。那时,刘白羽喜欢壮怀激烈的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也喜欢“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但是,“九·一八”事变,日寇铁蹄践踏了国土,刘白羽不能沉湎于诗词中了,尽管他还是个中学生,封建大家庭的没落、社会的黑暗、亡国之痛,他都难以忍受,遂愤然出走。

  他找到了军队,但是,那不是他心仪的军队,愤懑中,他写下小说《冰天》,这是他文学之旅的发轫。

  离开旧军队后,刘白羽先生回到北平,考入民国学院中文系继续读书。那是1934年,他18岁。除了听当时的名师孙席珍的《欧洲文艺思潮》和孙人和的《词学》外,他在北平图书馆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并开始写作。

  毕业后,他先后在一个县专员公署和南京警察厅当文书。如果就这样做下去的话,刘白羽先生的生活可能是另一种样式。但是,他有自己的选择,1936年,应靳以之邀,他去了上海,结识了巴金、黎烈文等一批进步作家,他的小说《冰天》、《草原上》经叶圣陶和靳以的推荐,收入良友出版公司出版的《一九三六年短篇佳作选》。回到北平后,刘白羽继续笔耕。

  他第二次愤然出走是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来到上海,在文艺界救亡组织参加活动。为了找寻、八路军,他蹲过简陋的船舱,挤过逃难的火车,露宿过街头,1938年2月,在汉口,终于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彭雪枫给他写了亲笔信,介绍他到山西临汾找关系去延安。